杨明斋

来源:网络中心 作者:网络信息中心 阅读: 次 日期:2017-06-08

张升善

杨明斋(1882.3～1938.5)，名好德，以字行，平度马戈庄村（今属马戈庄镇）人。七岁入私塾开蒙课读，生性颖悟，沉思好学，颇得师生称赏。15岁读完“四书五经”，学识大进。1897年德国借口“巨野教案”侵占了青岛，社会动荡，人心惶惑，加之家道中落，父亲已无力供他继续深造，次年辍学务农。

1901年三四月间，杨明斋背井离乡来到哈尔滨，随后又辗转到了海参崴，通过其族叔的介绍，在“东底子”一家小工厂当工人兼记账员。因为他有文化，常常利用晚上教工人识字、读书。几年之后，他学会了俄语。

1908年，杨明斋入俄罗斯，在顿巴斯和库兹巴斯矿区半工半读，和当地矿工密切接触，并结识了一些布尔什维克党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如获新生。他逐渐明白了一切不平等的现象，都是由于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造成的，全世界无产者必须联合起来，才能推翻反动统治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杨明斋积极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并被推选为华侨工人代表。十月革命前，他光荣地加入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被安插在帝俄的外交机关当职员，秘密为党工作。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杨明斋与成千上万的旅俄华工一道踊跃参加红军，和俄国工人阶级并肩战斗。局势渐趋稳定之后，俄共(布)党组织保送杨明斋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深造，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杨明斋在东方大学完成学业后，受俄共(布)党组织的派遣，又回到了当时还被日本人占领的海参崴，做秘密工作，公开身份是海参崴地区“华侨负责人”。他从东底子到西下洼子，从海口到后山，在工人中宣传十月革命，开展工人运动。

1919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引起了旅俄华侨和俄共(布)党组织的极大关注。1920年初，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领导人库施那利约夫和塞克海杨诺娃与俄共(布)海参崴党组织先后向俄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报告，打算派一个小组到中国了解情况，并与中国进步力量建立联系。共产国际很快批准了他们的报告，同意以共产国际工作组的名义，派出人员到中国开展工作。这个小组的负责人是维经斯基，成员有杨明斋、库兹涅佐娃、马迈也夫等人。他们于1920年4月起程，前来中国。

1920年4月，杨明斋陪同维经斯基一行首先到达了“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北京。他们从北京大学俄籍教授柏烈伟那里，了解到李大钊的基本情况。然后通过柏烈伟的介绍，杨明斋先与李大钊会见，安排了李大钊与维经斯基的会谈。由杨明斋担任翻译，维经斯基与李大钊的多次会谈非常融洽，当李大钊了解了杨明斋的经历后，大加赞扬，称他“万里投荒，一身是胆。”他们交流了情况，分析了局势，取得了在中国建党的共同认识。在李大钊的主持下，维经斯基和杨明斋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同罗章龙等一些进步青年进行了座谈，并向大家介绍和捐赠了许多宣传十月革命的书刊，如《国际》、《红旗》、《国际通讯》、《震撼世界的十天》等。通过这些活动，共产国际工作小组进一步了解到“五四运动”的著名领袖陈独秀在上海活动的情况，杨明斋遂积极地向维经斯基建议南下上海与陈独秀会晤。共产国际工作小组采纳了这个建议，决定马迈也夫留在北京继续工作，维经斯基和杨明斋等持李大钊的介绍信，起程赴上海。

维经斯基和杨明斋等人到达上海后，访问了陈独秀，并与《新青年》、《星期评论》、共学社等杂志、社团的许多负责人进行了会晤。经过多次交谈，他们了解到中国无产阶级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后，认为中国已经具备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并对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建党准备工作给予了帮助。5月，成立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杨明斋参加并负责研究会的工作。8月，杨明斋和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等人成立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杨明斋这时也就由俄共(布)党员转为中共党员。此后，便在上海渔洋里6号建立了“俄华通讯社”，作为维经斯基等人的工作机构，杨明斋任社长，负责日常事务工作。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新青年》杂志，从1920年9月出版的第8卷第1号起，除了增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的宣传外，又设立了“俄罗斯研究”专栏。同年11月，上海发起组又创办了旗帜鲜明的理论性月刊《共产党》。杨明斋参加了这两个刊物的发起和印刷出版工作，并亲自撰稿。在《新青年》第8卷第2—4号“俄罗斯研究”专栏里，先后发表了他的译著《苏维埃的平民教育》、《俄国职工联合会发达史》、《劳农政府召集经过情形》等文章，系统地介绍了苏俄的教育、工人运动及组织劳农议会和苏俄政府(苏维埃政府)及省、县、乡议会执行部的状况，宣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上海发起组成立后，杨明斋陪同维经斯基来往于北京、上海之间，做了大量工作。北京共产党小组继上海发起组成立以后，在李大钊领导下于同年10月成立。杨明斋和维经斯基还到济南，与王尽美、邓恩铭等人会见，推动了济南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

上海发起组成立时，决定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党派发起组里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担任这一工作，派年长的杨明斋负责指导。不久，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渔洋里6号成立，俞秀松、李震瀛、叶天底、金家凤等8名青年为首批团员，俞秀松任书记。

为了培养人才，造就干部，杨明斋在渔洋里6号成立了“外国语学社”，他自任校长，俞秀松任秘书。学社门口挂有招牌，并在《民国日报》上刊登了招生广告：“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现在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课一小时，文法读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除英文外各班皆从初步教起。”“有志学习外国语者请速向法租界霞飞路新渔洋里6号本社报名”。许多青年慕名而来，学生最多时达五六十人。党的上海发起组成员都在此讲课或学习过。杨明斋亲授俄语，李达讲授日语兼听俄语课，李汉俊教法文，李震瀛教英文，还有陈望道、沈泽民都任过课和听过课，库兹涅佐娃应聘教过俄语的读音和会话课。学生除了学习外语课外，还学习马克思主义，有许多学生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冬至1921年春，上海党团组织从中挑选出二三十名团员，由杨明斋具体安排，分批介绍去苏俄学习。其中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罗亦农、任作民、何今亮、许之桢等，后来都成了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在上海发起组建立过程中，杨明斋经常深入工人群众中间组织工会，发动工人，进行斗争。1920年10月3日，上海造船厂、电灯厂、厚生铁厂以及东洋、恒丰纱厂的工人代表七八十人，在杨明斋住所召开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陈独秀、杨明斋等被邀参加这个发起会，并被聘为名誉会员。杨明斋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用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通俗地给大家分析了工人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本原因，要解放、要翻身，大家就得团结起来同剥削制度进行斗争。这个机器工会，在陈独秀、杨明斋等的关怀下，很快成为拥有37O多人的工人组织，还出版了自己的会刊《机器工人》。1920年11月21日下午机器工会在白克路上海公学召开成立大会时，杨明斋、陈独秀、孙中山都出席了大会，表示祝贺。机器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产业工人的新型工会。

l920年12月20日，工人游艺会在白克路上海公学召开成立大会，400多名会员和来宾出席。杨明斋、李启汉、沈玄庐、邵力子等参加了大会。杨明斋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向工人们祝贺。

1921年春，各地共产党组织相继成立，建立统一的全国性的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日趋成熟。杨明斋和张太雷作为中国党组织的代表专程赴伊尔库次克，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汇报中共筹建准备工作情况，他们起草了关于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报告，提交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同年6月，张太雷、杨明斋一起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三大。大会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并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在杨明斋等人的辛勤工作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此后，杨明斋主要从事党的理论建设、理论教育和宣传工作。9月，陈独秀由广州回到上海担任党的中央局书记，在他的住宅渔洋里2号其成员由杨明斋、陈独秀、李达、邵力子、陈望道、张国焘、沈雁冰、俞秀松等组成支部，建立学习会，主要讲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由杨明斋和李达自编了《马克思主义浅说》、《阶级斗争》、《帝国主义》3种讲义。频繁的人员往来和会议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10月4日下午，法国巡捕查抄了渔洋里2号，陈独秀、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高君曼等被捕。后经我党和共产国际多方营救，以接受“罚款”的方式将他们保释出来。 

1922年7月，杨明斋参加了党的“二大”，对党制定反帝反封建纲领提出了积极的意见。以后，共产国际主张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以实行国共合作。杨明斋和许多党员一样，对此曾持不同意见。但是，党的 “三大”作出国共合作的决定后，杨明斋不仅在组织上服从了党的决议，并且在行动上积极参与国共合作事业，担任苏联顾问团的翻译，在广州做促进国共合作的工作。

为了捍卫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传播马列主义，从1921年到1924年，杨明斋积极投入理论战线的斗争。当时社会上的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纷纷出笼。其中尤以梁漱溟、梁启超、章士钊鼓吹的复古主义对青年毒害最大。梁漱溟在其《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讲演录中，打着“倡导东方文化”的旗帜，抵制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一切西方文化，要把人们引到所谓“至好至美的孔子路上来”。梁启超写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则提出孔孟之道已包涵了社会主义，大可不必学习西方的社会主义学说，而主张“发扬国故”。章士钊的《农国辩》，更是一反儒学轻视经济的常态，从经济上大肆鼓吹“农村立国主义”，企图证明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杨明斋从1921年至1924年，用了很大精力，撰写了大量文章参与论战。l924年6月在北京公开出版了《评中西文化观》的理论著作，分四卷十六章，对复古主义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杨明斋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反击下，复古主义一度沉寂下来。对此，李维汉的评价是：“这部书的确是一部有价值之作，在此东方文化的声浪甚嚣尘上，真伪是非不易辨白的时候，有了这部书，可以帮助青年解决很多的疑难。”又说：“以梁、梁、章三君在中国之偶象，出来从哲学、伦理、政治、经济各方面提倡复古，其影响于青年非常危险，得杨君辞而辟之，其功不小。”

1925年10月，苏共决定建立莫斯科中山大学，为中国革命和国共两党培养干部。杨明斋在上海负责接收和选送留苏学生。并于10月下旬，送走第一批学员之后，亲率第二批100余名学员从上海乘船去苏联。这批学员共百余人，他们中有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吴亮平、孙冶方、潘自力、杨放之、刘少文、沈泽民、张琴秋、李培之、黄秀珍、马骏、马骅、于树功、刘辉、曾鸿毅、罗文炳、俞秀松等。彼时，杨明斋已40多岁，一路上对大家照顾得无微不至，颇有长者风度，深得青年学子的敬爱。到达莫斯科后，杨明斋即担任学校的行政事务工作，为 500多名中国学生操劳达两年之久。 

然而，杨明斋人在俄京，心系祖国，时刻关注着国内火热的斗争。他多次向党组织提出要求回国工作，均未获准。直到l927年夏中国大革命失败，他才临难授命回国参战。

杨明斋秘密回到上海后，党中央指派他到平津地区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他一面从事地下工作，一面奋笔上阵，投入思想理论斗争。当时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又趁大革命失败之机，沉渣泛起。杨明斋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先是隐居北平景山西街西板桥20号后移至丰润县车轴山中学以国文教员为掩护，历经两年，撰写了《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一书，上下两卷共20章计18万字。该书深入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谬论。揭露某些投机革命的分子“骑墙、投降、滑头，甚而至于做些卖身和害民的勾当”，充分论证了社会主义必胜的真理，表达了为理想奋斗百折不屈的坚强意志。由于他国学功底深厚，知识渊博，又精通马列主义，所以他的著作持论严谨，材料丰实，鞭辟入里，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1930年1月，杨明斋在无法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的情况下，在车轴山中学和北平的几位友好的资助下，筹集了一点路费，只身越过中苏边界，返回苏联。他先到苏联政治管理局报到，后经第三国际许可去远东的哈巴洛夫斯克扫盲站当中文教员，后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在《红星报》和无线电台工作。期间，他就中国革命道路问题，向第三国际写了一份80页的报告书。“中国有特殊的经济条件和特殊的政治、文化等历史，要改造中国必须利用民族所有的经济条件和政治历史，尤其是要注意工作上的方法和农民的组织，必须根本的改变从前做事的方法，要留信于群众，不可照旧的利用群众虚张声势。要立下党的基础和得信于群众”(杨明斋致张国焘信)。不料，却因此招来不测之祸。1931年正月他被当作“叛逃者”流放到托木斯克”。在那里一面当勤杂工，一面认真地钻研哲学、政治经济学，并致力于著书立说。到1932年10月，已写了230页，计划共写500页，书名定为《社会生存本义》，书中以大量篇幅集中研究和探索了适合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这一使他长期关心的重大课题。

1932年10月21日，杨明斋致信当时正在莫斯科的张国焘：“现在第三国际公布了关于中国改造问题的政纲在各报纸上。我见了这个政纲后不知怎的不安于充军的生活了。请你顺便到第三国际问一问究竟为什么把我充军，我的报告书犯了什么错误?”虽然张国焘没有回信，更没有得到第三国际答复，但反映了杨明斋对第三国际将其错误的充军一事，所持坚决反对的态度是应该的，因为他对中国革命道路之探索意见是正确的。杨明斋被流放之事，中共派往第三国际的王明、康生是知道的，但他们出于政治原因，对此事不予理睬。当师哲提出向他们求助时，杨明斋表示：“决不为五斗米折腰”，除向第三国际提出质问外，曾未向王明、康生提出过求助，表现了一位中共老前辈、一位老布尔什维克的高尚气节。

1933年至1934年上半年在莫斯科的师哲，曾两次到托木斯克去看望他，他所住的房间使师哲大吃一惊：“满屋生烟，遍地柴火，墙壁、玻璃窗户由于烟熏火燎早已失去昔日的光泽，变得乌黑不透阳光。”他“足不出户，不娱乐，不进剧院，自己做饭，十分节俭，每日三餐只生一次火”，每日从早到晚，不停地著书立说，保持了一位老布尔什维克艰苦卓绝的革命精神。

1934年8月行政流放期满后，杨明斋去莫斯科在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工作，先当投递员，后当勤杂工、校对员。

1938年2月，杨明斋以被捏造的罪名遭逮捕，5月牺牲。1989年1月苏共中央提出建议，对所有由非诉讼机关镇压的人都应恢复名誉。杨明斋被彻底平反，恢复名誉。1989年8月，杨明斋由国家民政部门公布为革命烈士。

杨明斋这位在中国最初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忠厚长者”（周恩来赞语），为中国人民和国际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努力奋斗了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