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瑞卿

来源:网络中心 作者:网络信息中心 阅读: 次 日期:2017-06-08

姜圣亭

任瑞卿（1889～1978），名祥，以字行，平度北黄同村（今属祝沟镇）人，全国模范教师，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和赞誉。

任瑞卿出生于一个山村贫苦的农民家庭，几辈子没个识字人，当他十岁时，家里虽赌气让他入塾读书，但因家境穷苦，中途几经辍学，幸赖亲友邻居帮助读满了十年。下学后，街坊邻人酝酿聘他为师，办“庄户”书房，教穷孩子识字。由于他自己吃尽了穷人读书不易的苦头，决心来改变只有有钱人才能读书识字的不合理现象，便答应下来。

任瑞卿办起的“庄户”书房，很受穷人们的欢迎。因为他一不要学生家酒肉款待，总是吃家常便饭；二不体罚学生，细心耐心地教书；三不欺贫爱富，凡入学念书的孩子，他都像自己的兄弟一样爱护。当时他的案头写有这样一首明志打油诗：

当了塾师想从前，穷苦子弟读书难。

缺钱深愁缴学费，无珍唯恐管师饭。

不食他们酒和肉，学费酬金等闲看。

己所不欲勿施人，箪食豆羹吾心愿。

任瑞卿当上“庄户”先生后，随着自己的教学实践，深刻体会到旧塾里的三种陋规不合理并坚决予以改革，即：一是改打学生手板为启发诱导；二是改老师三年不开讲为边读边讲；三是改学八股文为“写话”。他想：打手板把学生搞的稀里糊涂，哪能集中精力读书；穷人好在念上三年五载的书，就为能办点事，食而不知其味地硬啃三年木头（死读）怎行；还有做八股文，穷人上个三年五年的学，连那些死套子也学不懂。他进行的改革，立即受到学生和家长的好评。穷人家都愿把孩子送给他教，在他当“庄户”先生的第三年，学生就由原来的13名增加到24名。

1912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中华民国成立。乡村里废私塾，兴学堂。任瑞卿觉得要兴学堂就得进学堂，学习新知识，增长新才能，以适应新的要求。于是他辞了馆，约上几位伙伴，于这年考入平度师范讲习所，毕业后，仍回到自己的山陬僻乡，辗转于一些村庄做小学教育工作。

废私塾，兴学堂，这是对几千年来我国封建教育的革命。任瑞卿实行学生贫富兼收，男女兼收，以及教学中灌输民主思想，启发学生带头放足、剪辫子等等，这一切引起地方上的一些守旧势力的敌视和反对，一心想逼他退出讲台。

1927年，任瑞卿执教于20华里外的套子村。是年底，老家北黄同村刚办起一所小学堂，几名学生家长受命亲赴套子村劝他回村任教。可是当任瑞卿真的辞教回村时，村里的会首们却把早已聘定的另一位老师悄悄地接到了学校。就在任瑞卿和一些学生家长正纳闷时，一天，有几个地方上的兵丁，气势汹汹地闯来任家，一迭声地找村长催粮、逼款……原来，这是村里的几个劣绅定的“调虎离山”计，又给他安了个“村长”的“角色”。这使任瑞卿和一些家长十分气愤，经过商议，大伙都支持他来个将计就计，即：一面教学，一面顶起“村长”这个差事。于是，没几天就在一条偏僻的小胡同里办起另一处小学堂，同时推出两名既干练而多数村民又信得过的人,轮流蹲村公所，名义上是“办事员”,实际上是“代村长”。在群众和学生家长的支持下，任瑞卿既是村长又是老师，继续坚持着为大众办学。

此后，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他力排众多难关，坚决不离讲台。镇公所硬拉他去当文书，他不干；县教育科视察员因其有失招待，给他小鞋穿，撵他卷铺盖，他也不买账，等等。在广大民众的爱戴支持下，任瑞卿就这样兢兢业业地培育着新的一代。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日寇于1938年初占领了平度城。北黄同村虽离城较远，但日寇暴行风传，人们惶恐不安。任瑞卿一面坚持教学，一面向家长、学生做些忠义御外的宣传，使学校仍然坚持下去。

1940年春节前后，任瑞卿开始接触到共产党。这时他虽已年过半百，但精神焕发，信心百倍。参加教师集训学习，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发动群众拥军优属……样样工作干在前。1941年2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他在日伪加紧“扫荡”、环境恶化的情况下，办起了抗战小学——在村外山头或埠顶竖有“信号树”，村头设有连环哨，由学生轮流站岗守望，发现敌人来“扫荡”，“信号树”便顺敌来方向倒下，村头连环哨望见迅速回报。师生就抬起黑板，背起书包，转移到山沟隐蔽处上课，敌人离去再回到学校，使党的战时乡村教育始终坚持不停。

1942年，大泽山区的抗日斗争更加艰苦，日伪“扫荡”不断，实行野蛮的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面对这种情况，任瑞卿就把抗战小学转移到深山里。遇上敌人连日“扫荡”，他们就一连几天不下山，带的干粮吃完了，师生们就一齐动手挖野菜充饥。晚上睡在山洞里，他就给学生站岗放哨、整被理铺……环境尽管艰苦，但师生精神饱满，学习情绪高涨。还经常利用反“扫荡”的空隙，深入群众进行宣传，教育人们团结一心，坚持斗争，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当时，抗日人民政府除登报表扬外，还奖给了他们一箱手榴弹。群众都争相把孩子送给他教，孟格庄村送来一个叫林美芝的女学生，任瑞卿怕串山沟、睡树林地行动不便，不想收下，可是家长说什么也不依，硬说把孩子交给任老师教，比留在家里还放心。

战时的教育方针，以儿童、成人教育并重，为抗战服务，任瑞卿就大办民校和妇女识字班，没有课本他就自己编，不会唱歌他就现学现教，而且他编的课本和教唱的歌曲，都是紧密地联系抗战工作实际，诸如防奸反特、拥军支前、参军参政等等。更令人敬佩的是，他在课堂上如何讲，行动上就带头怎样做。要抗日就要组织起来，他首先动员全家积极响应，有的参军上了前线，有的脱产到区里做发动群众工作，连侄儿宝兰，儿媳王明桂，女儿宝莲等，也先后分别担任了村里的民兵队长、妇救会长、青妇队长。

1942年2月，在区各救会工作的侄儿宝珂，在敌人的一次袭击中牺牲了。6月，在县委宣传部工作的次子宝鼎，在一次反日伪“扫荡”的战斗中捐躯了。接着，侄孙丕承，大女婿田丕喜，还有在村里担任党支部书记的三女婿邓福绥，都先后殉难。这一年中，任瑞卿失去了五位亲人。他万分悲痛，强力忍住，劝慰痛哭不止的老伴说：“别哭了，你寻思我不痛儿子吗？可是没有国哪有家？！”不久，他说服了老伴，毅然地把三子宝锡又送上了抗日前线。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斗争取得了胜利。消息传来，任瑞卿欣喜若狂，连夜突击编写了《战地明天》、《重整家园》等几出小歌剧，组织学生排练，趁晚间去附近村庄演出宣传，鼓励群众掀起医治战争创伤的大生产运动。这时，任瑞卿已是接近华甲之年的人了，为了改善学校条件，他带领学生积极开展勤工俭学活动，耕地、锄草、挑挖粪便……样样活儿走在前头。他说：“教大多数孩子识字明理，是我的夙愿。现在抗战胜利了，党又这么关怀支持教育，我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

可是，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公然撕毁了“停战协定”，点燃了全面内战的大火。在解放战争中，任瑞卿抱着忧国忧民的悲愤心情，遵循党的关于“一切为了前线”的战时教育方针，把学校当战场，学劳结合，拿出一定的时间，带领教师、学生开展拥军优属、转抬伤病员、送慰劳、搞宣传等各项支前活动，从而使学生既学到了知识，又受到了如火如荼的战争环境的锻炼（那时多是大龄学生），这也为后来学生积极参军参政打下了基础。这年冬天，他所在的窝洛学区，一次就有30多名青年教师和学生参军上了前线。

1947年，解放战争已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国民党反动派为挽救其败局，纠合几十万军队重点进攻山东。所到之处抢掠一空，农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造成第二年的严重灾荒，教育停办。一刻不愿离开学校和学生的任瑞卿跑区（公所）上县（政府），一再要求要自带口粮、白尽义务办学。最后，县里同意他去邻近的刘家庄村试办。从此，他每天带上菜团团朝出夜归地去该村办学。首先，他普遍进行了家访，接着根据学生家庭的具体情况，把学生分别组成全日班、午间班、早晚班……实行“花型”教学，把学校办的很有起色。在他的带动下，不少村庄也先后办起了这样的学校，使大多数的孩子，在严重灾害面前仍能坚持上学读书。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学区召开庆祝大会，会场就设在由任瑞卿校长带领师生白手起家、刚办起不久的马疃完全小学的校园里。这之前，任瑞卿害了一场大病，此时仍未痊愈，可他心情非常兴奋，请本校青年教师张玉芳用小车把他送到会场，亲自主持大会并讲话，和师生们共享举国欢腾的节日快乐。会后，他兴奋不已，遂写了一首打油诗道：瑞卿一跃而起，病魔全部吓退！人逢喜事神爽，沉疴不药自愈。

这场病好后，他自觉有些衰老了，但却毫不懈怠。他说，我要在有生之年，争取为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努力学习，多做贡献。这年春节，他写了这样一幅对联贴在门上：“有多少劲干多少事，余一分热发一分光”。他努力钻研业务，学习文化，并带头组建了教师星期学校，每星期日过午，请学历高、知识基础深的老师讲课补习文化，他也一课不拉地坚持听讲和做作业。他说：“我是一校之长，不学不行，否则就会师傅不明徒弟拙，误人子弟。”

但此时，任瑞卿毕竟有些年纪，再加上一场大病初愈，有几次他晕到在课堂上了。每当学生把他扶起醒来时，他就是坐着也坚持继续讲课，直至下课铃响才肯离开讲台。学校曾多次和其家人商量，要送他回家休养，可他一口谢绝，坚决不离开学校。

任瑞卿是一位辛勤园丁，又是一位革命长者和师表。他总是像亲人一般地关怀着和他一起工作的每一位教职工，又像慈母般地爱护着每一个学生。他和师生相处，如同家人父子。有位教师摔断了胳臂，他就和他吃、睡在一起，每天帮他穿脱衣裳，晚上按时扶他翻身，如厕就帮他解裤系腰；有位女学生突然患了阑尾炎，家里一时缺钱入院医治，他慨然相助。他还不只一次地把自己的工资节余，寄到那些家庭有困难的教师家里；对一些有特殊困难的学生，冬天未到，他就早给买下了蒲靴、草鞋，夏天将至，就又给置买下苇笠等物，所需的文具书籍，也总是给早早备齐。

1959年，任瑞卿年已古稀，人们都早已习惯地称他任老了。对他的工作和生活问题，组织上虽曾多次进行过安排，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于是在这年春天，便把他从马疃完小调到县城任平度实验小学名誉校长，可他还是一定要坚持教课，经常拄着拐杖上课堂，直到1976年双目完全失明。

任瑞卿献身于人民教育事业，五六十年如一日，他的学生遍布祖国各地，工作在国家建设的各行各业，可谓桃李满天下。任老家乡一带的中小学教师，有不少是他的学生，或是他学生的学生。当时，县里召开的历届优秀教师代表会，常是他们几代师生的大聚会。许多青年优秀教师，都亲昵地称任老为太老师。在人们的心目中，他确称得上人师之表。他曾先后当选为县参议员、县人民代表、省党代会代表、省政协委员、一级小学校长、全国模范教师，十六次出席过全国和省、市、县的先进工作者代表和群英代表大会，五次进京见到毛泽东主席，同时，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接见了他。在一次宴会上，朱德委员长和周恩来总理还亲切地对他说：“谢谢你，为我们培养接班人！”

任瑞卿首次进京见到毛主席，是在1956年4月，出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他被选入大会主席团。4月30日，大会开幕，当主席团成员在热烈的掌声中，登台就座时，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迎着他们一一握手问候。此时此刻任老更加感受到作为一名人民教师的无上光荣。

1960年，任瑞卿71岁时进京出席全国群英大会。他还是光荣地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6月1日大会开幕，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宋庆龄副主席、周恩来总理，还有陈毅元帅、刘伯承元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主席团休息室接见了他们，并引导全体主席团成员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登台入座。

任瑞卿一生献身于人民教育事业，做出了很大成绩，赢得了党和人民的无上荣誉和爱戴。

1978年2月8日，任瑞卿病逝。

参阅资料：《任瑞卿生前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