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谦初

来源:网络中心 作者:网络信息中心 阅读: 次 日期:2017-06-07

张升善

刘谦初(1897.12～1931.4)，原名德元，字乾初，曾化名黄伯襄，笔名有潜初、卤夫等，平度刘家庄村（今属田庄镇）人。“谦初”是他于1929年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后改用的名字。

刘谦初在兄妹7人中居长，8岁入本村私塾就读，满学(读完四书五经)后，又转入黄土岭村高等小学就读。

1913年春，刘谦初以优异成绩考入了美国基督教浸信会创办的平度知务中学。在这里，刘谦初苦读寒窗，心系国事，非常推崇和敬仰岳飞、文天祥、谭嗣同以及为推翻清朝统治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称他们为“救国之俊杰，做人之风范”。年轻的刘谦初忧国忧民，怀抱宏大，立志“炼铁肩，担重任”。

1916年春，袁世凯复辟帝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和讨伐。刘谦初闻讯，义愤填膺，他满怀报国忧民之情，捍卫民主共和制度之志，毅然投笔从戎。于2月下旬的一个深夜，密约了邵廷珍、于迺镇等13名同学，背着学校当局，悄然越墙离校，步行90华里，黎明前赶到蓝村火车站，乘车去青岛投入了讨袁队伍，被编入中华革命军东北军第三支队炮兵团。5月初，随军西进，攻克了高密县城。因作战勇敢，刘谦初和同学们荣获“山东三支队义勇奖牌”。11月归校后，学校当局却以他们违章乱纪为由，将他们开除。他愤然率领同学们在1917年春节后，考入平度师范讲习所，接受师范教育。后来，知务中学校长易人，在学监和进步教师的要求下，师范讲习所答复准许刘谦初等回知务中学专修理科，于1917年底，同时在两校毕业。

1918年春，刘谦初进入齐鲁大学预科暂读，暑假后考入文预科。翌年春，“五四运动”爆发，波及济南，刘谦初怀着忧国忧民的灼热心情，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6月初，校长巴慕德害怕学生运动进一步扩大，招致不测，宣布学校暂时关闭，勒令学生3日内离校。面对学校的无理决定，刘谦初愤然回家。回家后，他积极宣传新思潮、新文化，建学堂，办夜校，开展放脚等妇女解放活动，深受乡邻欢迎。

1919年秋，学校复课。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齐鲁大学，在授课内容、学生管理形式等方面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书刊阅览，校方不加干涉。刘谦初如饥似渴地接受新文化、新思想。1920年底，齐鲁大学文预科毕业后，刘谦初原打算继续求学深造，可因天灾人祸，公役频繁，家境窘迫，无奈之下，他于1921年春，去黄县崇实中学任教，主讲《国文》和《历史》，一面教书，一面深入探索救国救民之路。

1921年10月，刘谦初因参加李提摩太奖款征文活动获第一名，被保送到燕京大学深造。1922年暑假，他在崇实中学聘期届满后，于9月15日进入燕京大学文理科，插班二年级，主修《历史》，兼修《地理》。

1923年初，他和熊佛西、董秋斯等人发起成立“燕大文学会”，被推举为该会负责人之一，发表了许多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论文和译作。1923年5月5日，在北京大学三院举行的演讲比赛大会上，刘谦初以《武力不能统一今日的中国》为题，做了一番精彩的演讲。此番演讲不仅是一篇讨伐北洋军阀的战斗檄文，也是一篇反对军阀混战的宣言书，博得听众的喝彩，被大会评为第二名。当时，《燕大周刊》主编熊佛西将它破例发表在“向来不载政治文章”的《燕大周刊》上。

刘谦初怀着振兴中华的强烈愿望，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但是由于教会学校对进步思想严密封锁，学生很难接触到马列主义。刘谦初突破了学校的禁锢，想方设法地到北京大学图书馆阅读进步书刊。1923年冬，他结识了刚从日本回国的山东同乡、国民党左派青年路友于，后经路介绍，又结识了共产党人方伯务和范鸿劼。从此，他们经常一起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1924年6月，经方伯务、范鸿劼介绍，刘谦初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秘密从事革命活动。 

刘谦初在燕大读书期间，有力地抵制了学校教会的奴化教育，始终保持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气节。1925年春，他组织燕大文学会的同学排练、公演我国著名剧作家洪深改编的，以揭露和讽刺资产阶级的丑恶灵魂和腐朽本质为内容的话剧《少奶奶的扇子》，触犯了燕大的传教士。他们纷纷向学校提出抗议，要校方出面干涉此事。排练刚刚开始，学校当局就没收了演出海报，封闭礼堂，禁止排演。刘谦初十分愤慨，带领学生据理力争，把批评校方无理阻挠演出的文章贴满了校墙，终于迫使校方撤销禁令，同意公演。文学会在北京协和医院大礼堂公演了这具有进步意义的名剧，斗争获得胜利。

1925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爆发后，北大、清华等大学的学生奋起响应，而燕大的学生却遭到英、美教师的反对，他们以“不能反对自己的祖国”为“理由”，以关闭学校相威胁，制止学生罢课游行。他们的蛮横行为激怒了广大爱国师生。6月2日，刘谦初首先站出来，以极大的民族义愤，大声疾呼，提出实行全校罢课、游行，抗议帝国主义暴行，声援上海受难同胞。在他的倡导下，当天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宣告成立了“燕大沪案后援会”，他和董秋斯被选为该会的主要负责人。6月3日，刘谦初作为燕大学生代表，前往北洋军阀执政府请愿，要求执政府支持群众运动，惩办屠杀中国人民的英国刽子手，并于当晚出席了北京各校“沪案后援会”成立大会。4日，燕大学生奋起罢课，分赴街头游行示威，支援上海的的工人运动。

6月24日，北京各校“沪案后援会”代表48人，前往北洋

军阀执政府请愿，刘谦初被推举为6位发言代表之一。他向代理外交总长沈瑞麟、陆军总长吴光新面询政府对外交涉情况，据理驳难，表现出高昂的爱国热忱和滔滔雄辩的才能，被称为“北京最杰出的学生领袖”。

刘谦初的反帝爱国行动，使学校当局惊骇不已，他们千方百计地设法把刘谦初挤出北京。同年9月，刘谦初燕大毕业，由于学校当局从中作梗，被迫离开古都。他鼓着“铁肩担道义，改革旧教育”的勇气，奔赴镇江润州中学应聘教师。

1925年9月16日，刘谦初到达镇江润州中学。这是一所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创办的学校，学校当局分配他担任初三班国文课。他摒弃照本宣科的旧教法，给学生输送新思想、新文化，领导学生成立课外读书会，定期聚会，介绍阅读心得，交流撰文经验，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在他的组织和倡导下，学生冲破教会的桎梏，阅读新书蔚然成风。在这种形势下，组织学生成立了进步文学团体“木瓜社”，仿效《语丝》的风格，出版了《木瓜》和《流萤》两个文学刊物，抒发议论，针砭时弊，内容新颖，形式活泼，既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促进了学生思想的进步。当时参与主编《木瓜》周刊并为其积极撰文的吴太瑗、王承祖、赵铁城、欧宏璋、杨方益等，后来都成了有影响的抗日爱国人士。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刘谦初决心投入大革命的洪流。8月下旬，赴上海转乘海轮到达广州报考黄埔军校，因该校不招收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而未能如愿。在此情况下，他接受了岭南大学附中的聘书，到该校任教。　

刘谦初搬进岭南大学后，很快认识了进步教师杨成志和钟敬文，他们经常一起研读《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新社会观》、《向导》、《中国青年》、《少年先锋》等革命书刊，探讨国民革命和青年运动的理论。

lO月初，刘谦初、钟敬文、杨成志等邀约董秋斯、蔡詠裳，发起建立革命文学团体“倾盖社”，创办《倾盖周刊》。刘谦初先后发表过《寻求》、《试猜“广州的学生哪里去了”》、《革命是一种艺术》、《才百万分之一》、《决心》等作品。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表现出他探求革命真理、参加国民革命的急切心情。其思想也从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急剧转变。

10月20日岭南大学民间文学研究会成立，刘谦初被接受为会员，并积极从事征集研究活动。他应钟敬文的邀约，参与民间文学遗产、清代学者李调之编纂的《粤风》的整理工作，并与钟敬文合译《俍僮情歌》一书，于1928年4月正式出版，被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列为民俗学会丛书之三，成为我国民俗学中的一个珍本。

1926年1 2月初，国民党政府自广州迁至武汉。为了出师河南，讨伐奉系军阀，国民政府决定，将国民革命军主力第四军第十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刘谦初获悉，遂应董秋斯邀约，于12月l5日抵达革命中心武昌，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

1927年1月l5日，第十一军政治部成立，刘谦初被委任宣传科社会股股长。他在加强社会宣传、组织发动群众支援军队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得军部器重，被推选为第十一军接待新闻记者委员。期间，在政治部几位共产党员和挚友、湖北省京山县委副书记张文秋的影响下，于1927年1月25日，经王海萍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刘谦初入党后，更加努力工作。除亲临前线参加战斗外，他主要从事宣传教育和培养训练青年干部的工作，为壮大党在十一军的力量，扩大党的影响，做出了重要贡献。

1927年2月7日，武汉工、农、商、学、兵各界群众约70万人，隆重举行纪念“二七”大罢工4周年大会。会后，第十一军政治部决定创办《血路》周刊，由编纂股长董秋斯任主编，刘谦初任副主编。在2月15日出版的《血路》创刊号上，刘谦初发表了《“二七”四周年纪念告革命的民众》的论文。这是一篇坚定地支持工人运动，声讨北洋军阀的战斗檄文。在纪念“二七”大罢工4周年的宣传中，刘谦初还应湖北省总工会教育委员会主任林育南的邀请，深入到徐家棚等各大厂矿发表演讲，宣传“二七”大罢工的革命传统，受到了广大工人的热烈欢迎。

   　2月12日，第十一军政治部开办宣传员训练班，从全国16个省区250位报名的爱国青年中，选拔45名优秀分子，进行短期训练。刘谦初兼任该班训练教官，主讲《社会进化史》和《中国近百年史》，为出师河南，讨伐奉系军阀培养了一批宣传骨干。

4月26日，刘谦初与早已相熟的京山县农民运动干部、共产党员张文秋在武昌结了婚。他俩在3月28日《中央日报》副刊上，读到了毛泽东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受益匪浅。4月4日他俩又参加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典礼，聆听了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重要报告，进一步明确了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此后，刘谦初还登门拜访了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的毛泽东。　　　

4月27日，讨奉战争爆发。刘谦初在新婚后的第4天即随军出发。5月1日，他参与筹备了军政治部在河南确山召开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军民联欢大会，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军民夺取北伐胜利的斗志。此后，他随军先后抵达汝南、上蔡、临颍、许昌等地。每到一地，他领导军社会股充分利用暂住时间，发动当地群众支援北伐战争。5月4日，部队到达汝南县境，他会同当地国民党县党部，在十八里庙，召开了50余人的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了汝南农民协会筹备处和人民讨奉委员会。同时，与农民武装“红枪会”联系，密切配合，对盘踞汝南县城的敌人进行封锁，以作相机攻克之准备。5月28日北伐军攻克了汝南县城，十一军政治部负责救护伤员工作，刘谦初亲赴火线抢运伤员，出色地完成了救护任务。

6月上旬，北伐军与冯玉祥部会师郑州。河南奉军土崩瓦解。中旬，刘谦初返回武汉。时值蒋介石在上海、南京等地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因此，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军、第十二师组成第二方面军，沿江东征讨蒋，刘谦初积极参加讨蒋之战。7月下旬，奉党组织指示，刘谦初等人奔赴南昌参加起义。但因南浔铁路已被张发奎所阻，无法通过，只得折回武汉，旋与孟用潜等按党的指示赶往上海，接受新的战斗任务。

1927年8月，刘谦初抵达上海，被党组织分配到中共江苏省委，先后在沪西区委和闸北区委从事工运工作。后因形势恶化，党组织指示他隐蔽于公共租界，从事地下秘密工作。

1927年lO月初，党中央调刘谦初、孟用潜、张采真、苏国才等人到福建，从事党组织的恢复整顿工作。刘谦初赴闽后，由闽南特委分配任漳州地区党的书记，负责领导漳州市区、漳州南乡、南靖县、龙溪县、海澄县等地党的工作。鉴于刘谦初不会闽南话，党组织安排共产党员王德做他的向导和翻译。在艰苦的条件下，刘谦初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日以继夜地为党组织的恢复而努力工作。

1927年12月2日至5日，刘谦初作为漳州党的负责人，出席了中共闽南和闽北两个临时特委及各县党的负责人联席会议，选举出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会后不久，刘谦初调任石码地区党的书记。12月中旬，刘谦初作为省委巡视员被派往福州做恢复党组织工作。他通过隐蔽在佛教功德林内党的老交通员傅炳恭，联络失散的党员江木煊、郑乃之、黄源等，恢复了党的组织，成立了中共福州市执行委员会，筹建了福州市总工会与市农民协会。

1928年8月底,在厦门召开的福建省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选举了福建省委领导机构，刘谦初当选为中共福建省委书记。

刘谦初在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期间，非常注重党员的政治理论学习。所到之处，都尽可能的通过座谈会、训练班等形式组织党员学习，以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1928年底，他主持创办了省委机关刊物《烈火》月刊，以反映福建党组织领导下的工运、农运、学运的斗争形势和经验，推动福建党的工作的开展。

1929年2月3日，党中央调刘谦初到山东工作。此前，党中央调刘谦初到上海，原准备分配他在中央工作。当时的山东党组织因叛徒破坏，省委书记邓恩铭等大批同志被捕，处境十分险恶。为了尽快恢复山东省委的工作，中央将他调往山东任省委书记。刘谦初于3月上旬刚到青岛，就立即向党中央写了增派干部、筹建山东省委的报告。3月下旬抵达济南后，遂化名黄伯襄，以齐鲁大学代课教员身份为掩护开展工作。他席不暇暖，寻找关系，联系同志，很快于4月初成立了新的山东省委，刘谦初任山东省委执行委员长及山东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省委其他组成人员都是执行委员。刘小甫任省委秘书长；王进仁任省委组织部长兼山东巡视员；张文秋（化名陈孟君）任省委妇女部长兼机要秘书；武胡景任省委农工部长。党中央将张文秋调来山东，不仅便于保护省委机关和应付环境，也使刘谦初在工作上有了得力助手。

省委建立后，刘谦初带领省委成员积极从事党组织的恢复工作。他们想方设法深入厂矿企业，与工人中的骨干分子、失去关系的党员们接触，在较短的时间内，一批工厂、学校、商店的党组织得到恢复。 

6月初，党中央指示山东省委沿胶济铁路线发动总同盟罢工。接到指示后，刘谦初立即往来于淄博、潍县、青岛与济南间，部署反帝同盟大罢工，使陷入低潮的工运、农运、学运和兵运又活跃起来。7月21日，他领导的震惊中外的青岛工人反帝同盟大罢工，被称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民国十八年大罢工”。

7月底，刘谦初结束了反帝同盟大罢工的部署工作，返回济南。当他刚踏进省委机关大门时，房东李大嫂一面机警地告诉他“陈先生（张文秋）外出多日没有回来”，一面示意北屋有情况。刘谦初料到情况有变，遂借词退出，转去齐鲁大学广智院（博物馆）一位地下工作同志处隐蔽。原来，在此前由于叛徒告密，顺贡街省委秘书机关被敌人破坏，负责省委秘书工作的刘晓浦夫妇和前来取文件的张文秋同时被捕,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刘谦初为了迅速向党中央汇报这突变的情况，决定立即离济赴沪，不幸于8月6日在明水（今章丘市）火车站，被敌人用照片对出，落入敌人的魔掌。   

刘谦初被捕后，备受酷刑，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12月刘谦初与刘晓浦被国民党济南警备司令部军法执行处判处死刑，上报南京政府候复。

1930年1月，党领导的“互济会”趁山东的国民党“改组派”因内部争斗而逃离山东之际，通知狱中刘谦初等立即“翻供”，上诉和控告“改组派”的陷害，并请律师李化南辩护，经国民党山东高等法院审理，结果将刘谦初改判为8年徒刑，转押到普利门外省高等法院监狱监押执行。

在狱中，刘谦初积极开展狱中斗争，在他的指导与组织下成立了狱中党支部，刘谦初任支部书记，刘晓浦、田位东、王焕章分任组织、宣传、武装委员，领导狱中的党员和难友，开展了大量的秘密工作。他还利用狱中允许犯人看旧小说、唱本的旧例，通过“互济会”和狱外战友，巧妙地将马列主义等进步书刊，伪装成旧小说、唱本夹带到狱中，给狱中党员、难友辅导学习，将监狱变成了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课堂。他还巧妙地在监狱管理人员中，进行爱国、做人、民主及正义等方面的教育，使他们中有的人幡然悔悟，改恶从善，积极帮助“犯人”做好事。

1930年2月，张文秋刑满释放，行前经特许与刘谦初会面，刘谦初激动地说：“回到母亲(指党)身边后，要好好地照顾母亲，听母亲的话，要搞好家务(指为党工作)。”

1930年9月，军阀韩复榘接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一上台就疯狂地镇压革命运动，屠杀共产党人。刘谦初面对案情恶化的局势，镇定自若，坦然处之，下定为主义牺牲的决心。11月初，他在给党中央的信中写道：“事已如此，没有营救的可能，请不必进行营救工作。” “我心里很平静，正在加紧读《社会进化史》，争取时日，多懂一些真理。”

1931年3月，刘谦初已经预感到形势日趋恶化，在生命最后时刻，没有徘徊犹豫和悲苦忧伤，而将生死置之度外，又一次致函妻子张文秋，转告党中央，以解除党组织和同志们的悬念。

1931年4月4日下午2时，国民党山东临时军法会审判委员会，作出了处决刘谦初、邓恩铭等22名共产党员的罪恶决定。5日凌晨，刘谦初从容地取出纸笔，写下了就义前给妻子的遗书，向党组织和同志们作最后的告别：

珍妹：

我在临死之际，

谨向最亲爱的母亲和亲爱的兄弟们告别！

并向你紧握告别之手！

希望你不要为我悲伤。

希你紧记住我的话，

无论在任何条件下，   

都要好好爱护母亲!

孝敬母亲，

听母亲的话！

你千万要保重身体，

好好替我照顾孩子，

千万不要挂念我。

你要振作精神，

重新建立幸福家庭。

你的快乐，也就是我的快乐！

你的幸福，也就是我的幸福!

当时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在“苏准会”张文秋的办公处，读过刘谦初的来信，感慨万分，系言许之。任弼时边读边誉：“刘谦初雄辩滔滔，是一位搞政治宣传的人才。”周恩来深情地说：“谦初是党的好干部，他像猛虎关入囚笼，无法施展威力，这是党的损失，应当通知‘互济会’，继续想办法营救。”瞿秋白对张文秋说：“这真是铁窗风味啊!你把这些信编上号码，好好保存起来，将来我要写部小说教育后代。”

1931年4月5日晨，刘谦初等22名优秀共产党员在济南纬八路侯家大院刑场英勇就义。

刘谦初牺牲后，遗体运回平度故里，安葬在村前一片他曾劳动过的土地上。1960年3月，经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决定，山东省委、省政府将忠骨迁葬在济南英雄山烈士陵园。

刘谦初是共产党著名的早期革命活动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他年仅34岁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党中央对他的牺牲无限痛惜。1938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接见他的遗属张文秋时沉痛地说：“刘谦初我是知道的，他是一个好同志，可惜牺牲得太早了。”

参阅资料：

《青岛党史资料》、《中共淄博党史大事记》、《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以及董秋斯、钟敬文、杨成志、郑超麟、王德、张文秋、于迺镇、刘维汉、刘进忠、刘贯康、丁君羊、刘鸣琴等回忆记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