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竹风

来源:网络中心 作者:网络信息中心 阅读: 次 日期:2016-09-26

杨新民

罗竹风(1911.11～1996.11)，原名罗振寰，平度七里河子村（今属李园街道）人，著名语言学家、宗教学家、出版家、辞书编纂家、杂文家。

少年在家乡求学，后考入平度城里的知务中学，在这里他结交了一些进步同学，受到了革命的启蒙教育。1931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不久即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他积极参加了北京大学爱国学生抗日救亡活动，在北平、南京请愿示威，曾遭到国民党军警的数日关押。同年，他先后加入“反帝大同盟”和“左翼作家联盟”，参与主编《北大新闻》和《冰流》，组织读书会和讨论会，宣传抗日爱国思想。1935年，他从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哲学系毕业后回到山东，先后在益都中学、烟台中学担任语文教员。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立即响应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脱下长衫，参加游击队”的号召，投笔从戎，回到平度城北七里河子村，与乔天华一起，组织起平度最早的抗日武装。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战期间，他先后任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秘书长、八路军五支队宣传部长、抗战日报社社长、胶东文化界抗敌协会副会长、平度县第一任抗日民主政府县长、胶东公学教务长等职。

解放战争期间，他主要从事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的教育工作。济南解放后，担任山东省教育厅督学主任。青岛解放后，又以军代表的身份接管山东大学，建国后改任山东大学教务长，与校长华岗同志一起，为推动山东大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51年，离开山大，调往上海工作。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罗竹风就积极投身于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的新文字运动，从事大众语研究，先在北京大学民众夜校讲授新文字课，宣传推广新文字。后来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又在山东胶东地区的22个县主持推行新文字。建国后，他长期担任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机构的领导职务，1986年任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者协会会长，1987年，上海市人民政府任命他为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他领导开展了文字改革、简化字、汉语拼音、普通话等工作的立法、宣传、推广、应用，有力地加强了全社会的用语规范。他在对语言文字长期研究的实践中，写下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文章，主要著述有：《猛烈开展新文字运动》、《汉字和新文字》、《从新文字的理论到实际》、《新文字的学用和难易》、《论文学中的语言问题》、《文字改革的任务应当提到一个更高的战略角度来考虑》、《坚持推普和汉语拼音的正确方向》、《谈文风》、《我的语言观》、《语文漫谈》等。

1951年春，罗竹风任华东文委宗教事务处处长。1954年华东区机构撤销，他改任上海市政府宗教事务处处长，领导了天主教界的反帝爱国斗争，推进了基督教走“三自爱国运动”的道路，建立了爱国宗教组织，整修了浙江杭州灵隐寺和上海玉佛寺等宗教活动场所，积极引导广大宗教徒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1979年，他参加了全国首次宗教学研究规划会议，并作了“关于宗教研究的若干问题”的报告，在会上被当选为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并担任全国宗教学科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1980年，他担任中国第一部《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和《宗教卷》主编。亲自撰写“宗教”这一领头条目，参加了重点条目、敏感条目的研究和审稿，认真把握《宗教卷》的编写质量，使其成为一部填补中国百科全书领域内宗教门类空白的力作。1983年，他担任《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主编，明确提出，研究和撰写工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放思想，敢于突破禁区，不受条条框框限制和束缚。该书于1987年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后，被认为是有所突破的研究成果，先后被译成英文和日文，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影响。1990年，他主编了《宗教通史简编》，1992年又主编了《宗教经籍选编》，全面贯彻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从理论与实践上解决了广大宗教徒能否在爱国爱教的前提下发挥积极作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的问题。上述著述正式出版后，在宗教界影响很大。

罗竹风为辞书编纂工作辛勤耕耘了近40个春秋，先后担任《辞海》常务副主编、《汉语大词典》主编、《中国人名大词典》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主编。1957年，毛泽东同志视察上海工作，把修订《辞海》的历史任务交给了上海，当时，他作为上海市出版局局长，从一开始即参与此事。1959年，经中宣部批准，舒新城任主编，罗竹风是两位副主编之一，具体领导《辞海》的修订编纂工作，他同辞海编辑所的同志一起，制订了《修订〈辞海〉计划》和《辞海》凡例，他多次主持召开编委会统一思想、统一原则、统一体例，适时解决了编纂中出现的大量问题。1961年，《辞海》出版了内部发行的《试行本》16分册，1963年，在此基础上，又完成了《试排本》60分册，然后经数次集中修改定稿，终于在1965年出版了《未定稿》，收词9.8万条，计1160余万字。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这部辛勤编纂的《未定稿》遭到彻头彻尾的批判，他因此又加了一条“罪名”。1978年，上海市委作出了恢复与充实辞海编委会的决定，提出新版《辞海》要向建国四十周年献礼。此后近20年，《辞海》主编虽几易其人，但是具体主持编纂工作的罗竹风却始终如一，在紧张的修订编纂工作的日子里，他始终坐镇第一线，运筹帷幄，把握全局，解决了稿件中随时发现的疑难问题，做了大量的领导工作，并亲自为饱经磨难的《辞海》撰写了前言，使这部收词10.7万条，1340余万字的大型工具书，终于按时出版。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编委会根据国际上大型辞书每隔十年左右修订一次的惯例，他又全力以赴领导了修订编纂工作，对1989年版《辞海》提出了三项意见：一是继续清除“左”的影响，二是力求反映最新的科学文化技术成果，三是补缺纠错删滥。经过五年的努力，使1989年版《辞海》终于如期向建国四十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1989年版《辞海》，1991年获上海优秀图书特等奖，1993年又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最高奖荣誉奖。截至1997年6月，《辞海》三卷本、缩印本累计发行500万部，成为我国发行量最大的大型辞书。1989年在香港出版了《辞海》香港版，1993年，在台湾出版了《辞海》繁体字版。1996年1月，编委会再次充实力量，决定对1989年版《辞海》进行全面修订。当时身患癌症与病魔抗争的罗竹风，仍关心着这一世纪之交的宏大工程。在数十年具体主持和领导《辞海》各版本的修订编纂过程中，他身体力行，注重实践，始终为全体编纂人员所景仰。

主编《汉语大词典》，是罗竹风一生历程中又一闪光的足迹。1975年初夏，国家出版局在广州制定了1975—1985年编写160种中外语文词典规划，《汉语大词典》是其中规模最大的项目，当时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与病重住院的周总理当即批示同意。同年9月，国家出版局在上海召开了由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和上海等省市有关负责人会议，商定《汉语大词典》由华东五省一市协作编定，上海负责出版。后来，国家出版局代局长陈翰伯亲临上海点将，指名要罗竹风挂帅。1979年8月，罗竹风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汉语大词典》主编，成了这一宏大工程的设计者、领导者和组织者。他上任之后，先后在苏州、杭州、厦门、无锡等地，多次召开编委会，及时地为编纂工作出计献策，既保证了编纂质量，又加快了出版进度。盛世修典，百年圆梦。1994年初，《汉语大词典》13卷在历经18年风雨后终于出齐了。《汉语大词典》收词37.5万条，约5000万字。这是中华民族第一次系统地、科学地、全面地总结自己的语言，是我国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被誉为“我国辞书史上的典范，堪称中国之最”，“是世界上最出色的一部中文词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它列为世界权威的工具书之一。罗竹风把人生最后五分之一的岁月，交给了这部旷世盛典的编纂出版。他一生为别人做嫁衣，直到晚年，才在出版界同仁的催促下，出版了两本专著：一本是1986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杂家和编辑》，另一本是1991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生主要作品结集《行云流水六十秋》。

罗竹风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就开始撰写杂文，一生笔耕不辍。建国前，他为揭露黑暗，鞭挞腐朽，唤起民众，争取光明而呐喊不息。新中国成立后，他以讴歌时代进步，针砭时弊为己任，充分利用杂文所特有的深邃的思想性和鲜明的论战性，为引导、教育人民明辨是非、分清善恶、弘扬正气、抵御歪风，加强舆论宣传和监督，做出了积极贡献，是具有鲁迅风格的杂文家。

罗竹风一生多磨难，多次受到迫害打击，使身心遭受摧残，但他始终对党的事业一片忠心，百折不挠，他的品格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品格。1940年，他任平度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领导家乡人民打鬼子、保家乡，开辟革命根据地，干得很有成效时，厄运突然降临，他被保卫部门以托派嫌疑逮捕，当时在行军队伍中时常看到有一些用黑布蒙面的神秘人物，在这些在押的“犯人”中，就有罗竹风同志，直到两年之后，党纠正了胶东锄奸扩大化的错误，他才恢复了人身自由。

1962年5月6日，他以“骆漠”为笔名，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杂家”的杂文。仅仅为“编辑”这个行当说了几句公道话，就遭到了“四人帮”之一姚文元的无限上纲批判。“文化大革命”期间，随着“左”温不断上升，更是在劫难逃，为了这篇小小杂文，他在上海出版系统被反复揪斗。1966年8月起就被抄家，至于多少次已无法计算。他的双腿被造反派打得血迹斑斑，患了面瘫，夫人张秀珩被钢鞭抽得鲜血淋淋，眼底出血，他唯一的儿子得了精神分裂症，后来他被隔离审查，被关在出版局楼梯底下堆杂物的斜角房里。家徒四壁，大量图书、字画被抢，连瓷花盆也难逃厄运被摔得粉碎，全家只好睡在地板上。后来，家中大部分房间被封，只留下靠近门口的两小间，他每月只有30元生活费，无奈只好抽八分钱一盒的纸烟。1970年，他被赶到上海郊区奉贤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当时他已年近花甲，却被迫一次背两袋水泥，重达200斤，挑200斤的粪桶，唯一的一条被子每次回家还得现背着，他被折磨得患了糖尿病和美尼尔氏综合症，体重减了30多斤，终于摔倒在工地上，浑身是血，被遣返回家。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是上海出版系统头号“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再加上“杂家”的罪名，受尽了常人难以忍受的折磨。但是，他于1978年彻底平反之后，却从不对人提起这些往事，他对曾打击、关压、攻击他的人，从来不计前嫌，他复职以后，对这些人从无两样对待，使许多人由衷地赞叹他的宽大胸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不计较个人得失，对一切磨难和挫折不后悔，继续撰写杂文，又连续发表了《再论“杂家”》和《三论“杂家”》，他的“杂家”论，已被社会所承认，成为对编辑的一种美誉。

罗竹风常常为一些普通人的生活而操心。他的部下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会找有关部门评理；有的职工生活困难了，他会上门看望，并解囊相助；甚至他家的保姆工作不得力，子女们要辞退她，他却从保姆今后生活的着落考虑说服子女们加以挽留。他生活俭朴有口皆碑，人们难以想象，一位在建国初期就是党的高级干部的老革命，一位主编了《汉语大词典》的大学者，生活是如此清贫。他只有唯一的一套西服，是在1986年作为中国出版代表团副团长出访英国前被硬逼着做的。他在吃的方面也很“寒酸”，经常叫驾驶员到食堂买两斤馒头吃上两三天。他有专车，然而他从不私用，除了开会、上下班、看病，他不会利用公车办私事。有一次去衢州开会，因这里没有始发火车，会议组织者担心罗竹风年迈，决定在会议结束后派专车把他送回上海，他坚决不同意，最后经说服把他送到杭州，又从杭州乘火车回上海。1990年罗竹风八十诞辰时，许多挚友建议为他举行一次祝寿会，单位的同志了解他的脾气，知道他会坚决反对使用公款，于是决定每人收取50元餐费，精心选定了80位老友，开了一个廉洁的祝寿会。在来宾中有一位由罗竹风亲自点名邀请的客人，这就是在罗竹风家附近卖肉的一位同志，会议结束后罗竹风又专门请他到家里，将朋友们送的糕点转送给他，事后这位同志眼含热泪对大伙说：“没想到罗老这样的大干部，如此看得起我这样的小人物，难得啊！”有一次，他到青岛顺便看望一位戴了22年“右派”帽子，刚刚恢复名誉的老朋友。到吃中午饭时，罗竹风问他：“你每天怎么吃午饭？”那位老友说：“到附近饭馆买两个馅饼。”罗竹风说：“你今天就去买四个。”就这样，他与老友喝着茶水吃了一顿午餐。

罗竹风生命历程中的最后三年，是在上海市华东医院度过的。1993年9月，他患癌症住进医院，几乎每天都要服止痛剂。尽管如此，他仍不放弃终生所从事的工作。他的病室成了他的书房和办公室，窗台上堆着一叠一叠的书报杂志，医院给予他的“特殊”待遇是在他的床边上放了一张矮圆桌，每天除治疗时间外，他不是读书就是在写作，或与友人来访者谈话，他不断地为别人的著作和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丛书套书作序，一篇接一篇地为一些报刊写文章。1994年，《汉语大词典》在北京召开庆功会，中央领导要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大词典编纂人员代表，作为主编的他出于对华东五省一市全体编纂人员的感激，和期间已经作古人员的怀念，拒绝了医生和家人的劝阻，置个人病痛于不顾，硬是让家人推着轮椅上了飞机到达北京。5月10日，年逾八旬的罗竹风拄着拐杖，忍着病痛与中央领导一起步入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厅，当他以顽强的毅力，坚持作了慷慨激昂的十分钟发言时，全体与会者的眼睛都湿润了！

1996年10月6日，他突然中风，到11月4日，又并发吸入性肺炎，抢救无效，在上海逝世。

1996年11月15日上午，上海新闻出版、社会科学、文化教育、宗教等各界人士500余人，前往龙华殡仪馆为其送别。江泽民、朱鎔基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有关部委、国务院有关部门及山东省人民政府、上海市有关部门和上海的高等院校等敬献了花圈，对罗竹风同志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对他的高风亮节、道德文章给予了极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