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宾基
来源:网络中心 作者:网络信息中心 阅读: 次 日期:2016-09-26
荆鹏凯
骆宾基(1917.2.12~1994.6.11),现当代著名作家,古文字学家。原名张璞君,笔名骆宾基、张怀金。祖籍山东平度廉家村(今属张舍镇),生于吉林省珲春县。父亲张成俭于清代光绪年间应招到关外筑中东铁路,后来就留在海参崴(今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做生意,渐渐成为一个小有资产的中等茶商,母亲金氏,精明而又性烈好强。
骆宾基开始懂事时,父亲因误收大笔贬值卢布而破产,只能不断变卖存货和铺面。父亲受挫后心灰意懒,母亲不得不强自振作,出面经营早年父亲领有执照的三千亩“占荒地”,以支撑全家用度。
1930年,骆宾基插班就读于珲春县立高小一年级。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父亲执意要儿子回“关内”“读中国书”。1933年春,16岁的骆宾基回到了故乡平度。秋后,他考取了省城济南私立正谊中学黄台分校。第一学期尚未读完,父亲就病逝了。母亲带着他和两个妹妹历尽千难万险,总算把父亲的灵柩从珲春护送回老家。一俟丧事完毕,就给儿子留下了一笔费用让他继续读书,她即带着两个女儿返回珲春。
随后,骆宾基去了北平。他原想报考东北中学官费生,却错过了报名时间。大约有一年半光景,他住在沙滩附近的一所公寓里,每天去北京大学或中国大学旁听,去国立北平图书馆看书,开始大量接触社会科学和中外文学名著。
1935年暑假,骆宾基返回珲春,打算赴苏联进“东方大学”。但此时边境已被日本关东军封锁,他只好先入哈尔滨精华学院学习俄语。在那里,他幸运地结识了一些左翼文艺青年,并从中共地下党员诗人金剑啸处得知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已在鲁迅扶持下出版的消息。从这时起,一个以革命文艺为毕生事业的念头,在他心头萌发了。于是他开始了长篇小说《边陲线上》的创作,刚写完了前两章,他就迫不及待地寄给了鲁迅先生,可鲁迅先生已重病在身,回信说:体力不支,一时恐难看稿;况且既是长篇,仅凭开端也无以观其全貌……骆宾基怀着黯然的心境函告鲁迅:退稿已收到,请勿悬念,祝愿先生早日痊愈……此时他还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国文教员。
1936年5月,因日语教员告密而逃亡到上海。19岁的骆宾基在法租界汶林路的一处亭子间里住了下来,一日三餐多以大饼、油条充饥,继续埋头创作长篇小说《边陲线上》。他本想请鲁迅先生看稿,不料,到10月,长篇即将煞尾,他却得知了鲁迅长逝的噩耗。于是,他又鼓足勇气把《边陲线上》寄给了茅盾先生,茅盾认为从《边陲线上》的“氛围气”看得出年轻作者的笔力和未来,并应允在进一步修改后介绍出版。然而,好事多磨,经过茅盾先后4次推荐,几易出版社,直到1939年10月才由巴金任主编的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役爆发。骆宾基立刻到上海“文艺界抗敌协会”请求分配任务。他参加了“青年防护团”,不分昼夜地抢救和运送伤员。后来,又报名加入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领导下的一支据说“准备开赴敌后打游击”的“别动队”。9月,其处女作《在夜的交通线上》发表于茅盾主编的《烽火》周刊第4期。11月,报告文学《大上海一日》发表于《烽火》第12期。
1937年12月下旬,经胡愈之介绍,骆宾基离开上海到浙东嵊县做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在三界茶场办起了农民夜校,并在地下党领导下组织了农民斗争抗敌协会。1938年4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中共嵊县县委第一任宣传部长。同年11月他被调往绍兴负责主编宁绍特委机关刊物《战旗》。
1940年夏,骆宾基听说陈毅率领的新四军战绩辉煌,便决定去实地采访。他抵达皖南新四军中后,由于党组织关系未能随身带来,无法前往阵地,只得留在军部编写文化课教材。秋后,他返回浙东,宁绍特委下属支部认为他的皖南之行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应按“自由脱党”论处。就这样,骆宾基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在茫然彷徨中,骆宾基来到浙东义乌拜访了乡居中的冯雪峰。在冯雪峰的鼓励下,骆宾基于1940年10月来到了桂林,从事文学创作,在《文艺阵地》上连载了长篇报告文学《东战场别动队》,产生了较大影响。他被补选为桂林市文协理事,并编辑《文学报》。
1941年7月,中篇小说《吴非有》连载于《自由中国》第1卷第2期至5、6期合刊。暑假后,他取道广州、澳门进入香港。在香港,他得到同是东北流亡作家端木蕻良和知名的东北籍爱国民主人士周鲸文的协助,安顿下来。11月,其中篇小说《仇恨》连载于《笔谈》第5至7期。正当他开始埋头创作长篇《人与土地》的时候,太平洋战争爆发了。骆宾基原本可以马上随地下党组织的文化人大队人马一同撤离战乱中的香港,返回内地,但他答应了端木和病重的萧红留下来帮忙。在44天的时间里,骆宾基寸步不离地守护在萧红的病榻旁,直到1942年1月22日萧红逝世。
埋葬了萧红后,骆宾基离开香港,经澳门回到桂林。此后,他以顽强的意志,在贫困的生活里,一面教书,一面写作。有时他穷得连点灯的桐油都买不起;有时,他借宿友人家中,闷热天打赤膊,一面吸着劣等纸烟,一面不停地写作……,1943年9月15日,其重要作品《北望园的春天》发表于《文学创作》第二卷第四期。后又完成了其代表作自传体长篇小说《姜步畏家史》第一部《幼年》(一名《混沌》)。1944年春,《幼年》由桂林三户书店出版。
由于日军占领衡阳,桂林危在旦夕。那里群集的文化人都忙于转移。夏天,骆宾基去了战时陪都重庆。暑假后,前往离重庆不远的丰都县适存女子中学任教。由于在课堂上选讲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而遭到校内反动势力的忌恨。1945年1月10日凌晨,当骆宾基准备乘船去重庆时,在码头被重庆警备司令部丰都稽查室特务逮捕,被单独关押并受到刑讯,经冯雪峰通过邵力子营救,才于当年2月10日获释。几个月后,为了写作《姜步畏家史》第二部《少年》,他再度离开重庆,到附近沙坪坝复兴场的治平中学去了。
1945年10月,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支持下,骆宾基协助周鲸文筹建了“东北文化协会”,并当选为理事兼秘书长,负责日常事务,主编会刊《东北文化》。由于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东北文化》断断续续出到第13期便被迫停刊。
1946年6月,骆宾基离开重庆赴上海,与阔别十多年的母亲和大妹重逢。他将两位亲人安置在上海附近宝山县顾镇。乡居中,他继续写作,不久《姜步畏家史》第二部《少年》(又名《氤氲》)由《清明月刊》发表。同年秋,他怀着对萧红的深挚同情和悼惜,一气呵成地写出了《萧红小传》。
这年秋天,骆宾基的母亲和大妹回到了东北辽阳县其大妹家中。不久,其大妹来信说母亲执意一个人返回珲春,希望他也能回去过个团圆年。就在骆宾基决定北上而尚未成行时,周鲸文来到上海,介绍他与同乡、“东北青年协会”的代表陈健中相识,陈自称“东青”掌握着数万“中立”武装力量。于是征得冯雪峰同意,以民盟常委周鲸文代表的名义,跟随陈去探听虚实,相机以“东北人民自治”的策略,号召、团结这部分武装保持“中立”,不受国民党利诱,不参加内战,并见机去解放区接受共产党改编。他们离开上海经天津、北平转赴东北,骆宾基先到辽阳大妹家中。1947年春节过后,陈健中派人送信说:“东青”放弃与民盟合作而改与“民革”合作;陈将代表“中青”与中共和“民革”三方会谈,接受改编。3月,当骆宾基随陈健中等5人经农安去哈尔滨,行至长春市郊时,被国民党军杜聿明部特刑队逮捕,解往沈阳。不久,他被秘密转移到“东北行辕军法处”监狱。1948年7月,沈阳解放前夕,骆宾基等被押上飞机,经天津、北平到南京,被关进“中央陆军监狱”。
1949年初,李宗仁任“代总统”,国民党当局为国内军事形势所迫,不得不做出某种“和平”姿态,开释部分政治犯。这样,骆宾基在被囚禁了一年零十一个月之后才获释出狱。在《大公报》驻宁办事处两位记者的大力援助下,他甩脱了特务的跟踪,来到上海。不久,为防不测,他又在冯雪峰等人协助下从上海出走香港。
1949年6月,骆宾基和我国最早的普希金作品的翻译者、文艺理论家吕荧乘“湖北号”海轮由香港奔赴北京。7月,骆宾基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文代会,当选为全国文联候补委员,随后被分配到《人民日报》社工作。这时,他和母亲团聚了,并建立了家庭,夫人邹民才是当年他任教丰都适存女中时该校学生会主席。10月1日他在观礼台上参加了开国大典。
1949年冬天,上级批准了骆宾基去山东工作的要求,他举家迁往济南。到山东后,骆宾基担任了山东省文教委员会委员。
1951年4月22日至28日,山东省文学艺术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济南召开,骆宾基当选为山东省文联副主席。会议期间,山东省文学工作者协会(即山东省作家协会前身)宣布成立,骆宾基当选为主席。
这期间,他经常到基层去积累素材,曾去过淮海战役旧址徐州官庄,并参加了沂蒙山老区整沭导沂水利工程实际工作。1953年,骆宾基离开山东,被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剧本创作所从事专业创作。他还多次前往吉林省蛟河县著名的韩恩互助组“体验生活”。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骆宾基终于以锐不可当之势,陆续写出和发表了表现农村生活变革,赞美新生活、新人物之美,质量上乘的《王妈妈》、《夜走黄泥岗》、《年假》、《交易》、《父女俩》等短篇力作,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受到读者欢迎和文艺界好评。
1955年夏,“肃反运动”开始。因其从前与胡风有过交往,他被整整审查了一年,其中隔离审查3个月。从那时起,他“实在不想再搞文学创作,当什么作家了”。他开始钻研《诗经》、《古代社会研究》等一类典籍,很想找到一处既可以默默耕耘又不致招惹麻烦的“避风港”。
1958年,其速写式短篇小说集《老魏俊和芳芳》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同年10月,骆宾基“下放”到黑龙江省边远贫困的尚志县苇河镇挂职副镇长。他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走遍了附近几县,采访健在的“抗联”老战士,并据李延禄将军事迹写成报告文学《过去的年代》及电影剧本《镜泊湖畔》。在记塔河上游运输工人先进事迹的报告文学《暴雨过后》和以苇河见闻为素材而写成的短篇杰作《山区收购站》里,他赞美了那种逆境中坚毅、乐观的性格和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与信任。
1960年夏,骆宾基被调到哈尔滨协助省作家协会工作。同期,他曾赴北京出席第三次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
1962年骆宾基结束“下放”,被安排到北京市文联。1963年2月28日当选为北京市作协筹委会副主席。这时他写成了报告文学《草原上》。同年,其短篇小说集《山区收购站》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1964年,创作四幕七场话剧《结婚之前》,上演后受到观众喜爱。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7月,某杂志发表重头文章,点名批判周扬和“文艺黑线”。身体有病的骆宾基被召去听宣讲。当他听到,邵荃麟也是“黑线人物”,冯雪峰是“叛徒”时,他按捺不住地大声说:“荃麟同志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雪峰绝不是叛徒,他出狱是党设法营救的!”骆宾基正直的真话无疑于“引火烧身”。 8月23日在“太庙”烈日下的批斗会上,骆宾基被拖去下跪示众,因替萧军讲了一句“萧军是被鲁迅先生肯定的抗日作家”这句公道话而被打得头破血流。10月,骆宾基被划入“牛鬼蛇神”之列。从此,他先后在北京市的马神庙、团河、市委党校院内“集中学习”,一边接受审查,一边劳动改造。期间,他的身心虽受严重摧残,但始终坚持真理、正义、信仰,表现了凛然正气、硬汉性格和令人仰慕的人格光辉。
1972年,骆宾基又开始从事古金文研究。1973年,他告别了“牛棚”生涯。1974年9月,他没能回到文联,而是被分配到市文史馆工作。1976年春节,身患癌症的冯雪峰终于没能等到平反昭雪的一天,含冤离开了人世。了解冯雪峰思想和人格的文艺界友人们悄悄商议着,想举行一个小型的民间追悼会。这在当时的确是需要一定勇气的。骆宾基自愿地担负起了四处奔走和通知的工作。
1978年初,61岁的骆宾基因脑血栓,患轻度半身不遂。
1979年11月,他出席了第四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国文联委员与中国作协理事。
1980年春,他出席了北京市文代会,当选为北京市文联常务理事与北京市作协副主席。同期,他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并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写了关于《金文新考》的报告。
1982年3月23日,他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又先后写作出版了一系列著作:《骆宾基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报告文学、散文集《初春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六十自述》(北京三联书店,1994)、《金文新考》(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瞭望时代的窗口》(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5)、《大后方》(作家出版社,1990)、《中国上古社会新论—〈金文新考〉外编》(华文出版社,1991.9)等等。
1994年6月11日,骆宾基不幸病逝,享年77岁。半个多世纪,他写下了百余种规模不等、体裁和风格多样的作品,其中包括十几篇(部)得到社会公认的杰作,以其特有的构思精巧、运笔细腻、感情深沉、善于渲染气氛、充满生活气息、富于地方色彩的“骆宾基式”,记述和反映了我国人民,特别是农民、妇女、下层职员与知识分子的足迹和心灵的历程,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