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佩琦
来源:网络中心 作者:网络信息中心 阅读: 次 日期:2016-09-26
杨新民
葛佩琦（1911.9～1993.1）,原名葛畔珩，平度淖泥沟村（今属仁兆镇）人。幼年家贫，全家八口仅靠三亩半地为生，农闲时上私塾读书，农忙时放猪放牛下地劳动，后从私塾考入县城由美国基督教会办的知务中学附属小学，小学毕业那年,知务中学停办。1929年春，他跟随本村外出当长工的乡亲到黄县(今龙口)，又考入由美国教会办的崇实中学继续读书。1930年5月3日，因全校学生召开大会纪念济南“五三惨案”两周年，激怒了美国校长，宣布“停止上课，解散学校”。后来，他由黄县挑着行李和书籍经天津到北京，靠勤工俭学，维持生计，并于1933年暑假，以优异成绩越级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进而企图占领华北。在国难当头之时，国民党政府却颁布了“敦睦邦交令”，许多学校的进步学生组织和救亡团体被解散，一些进步学生被逮捕。1935年12月9日，北平爱国学生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举行了轰轰烈烈的游行示威，不久全国爱国学生奋起响应，即载入史册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当时年仅24岁的葛佩琦，身为北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率先同许德珩、朱穆之等进步人士一起，投入到游行示威的行列，国民党当局用高压水龙、棍棒、大刀对付赤手空拳的广大师生，不少学生被捕入狱。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市学联决定在12月16日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他站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与手持武器的军警对峙，他与举旗的两位同学被逮捕。在警察局，他与各校被捕同学英勇不屈，后被学校保释出狱。1936年1月，他与北京大学学生会的几位执行委员募捐，组成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声援南下同学。为了保存这一支支抗日救亡力量，共产党员蒋南翔发起成立了“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后合并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葛佩琦成为“民先”成员。1936年2月，南京政府颁布“维持治安紧急办法”，北平当局更加严厉地镇压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这时，他热情慰问被开除而流落街头的学生，秘密为北大进步同学传信，积极设法营救被捕同学。后来他被选为“学生救国委员会”委员，率领北大同学参加了全北平学生的示威游行，支持青岛工人抗日大罢工，要求释放沈钧儒等“七君子”。1937年6月，他于北大物理系毕业，获学士学位。他本有应聘教书的机会，但他时刻想的是国家与民族的命运，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奔赴斗争前线。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他立即参加了北京大学和北平各大学医学院组成的战地救护队，在党的领导下，做了大量的抗战救亡工作。10月8日晚，全副武装的宪兵，将葛佩琦、蒋南翔等5人以“滋事学生”之罪名，被再次关进南京警备司令部监狱。两次入狱使他深刻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领导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中坚力量。
1938年7月，他在洛阳经八路军洛阳办事处主任刘子久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接受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做好商丘地区民运专员宋克宾及官兵的统战工作，为新四军彭雪枫率队进驻豫东，建立抗日根据地创造条件。
他入党后，觉得再继续穿着国民党的军服很不舒服，要求回到共产党的部队去，党组织根据革命的需要，动员他继续留在国民党部队干下去。从此，他便成为我党深入虎穴的一名地下工作者。当时，他所在的部队为国民党暂编第二军，宋克宾为军长，他是政治部主任，不久他发现宋有率部当汉奸的危险，便远途跋涉及时向党组织汇报，经过他的工作，使已投敌的国民党军率先反正。1942年春，他在商丘火车站建立了监视日军军运的中心，每天将通过商丘的日军车次数、去向、部队番号、武器装备、军用物资数量，通过秘密电台及时报告给西安地下党组织。同年,遵照党的安排，他由西安办公厅调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战地联络组组长”名义任少将参议，赴豫东日本统治区做情报工作。他利用一切机会,积极为党工作。1943年夏，他接受了一项紧急任务，把杜月笙夫人送回上海，利用这一大好时机，到上海后，他婉言谢绝了杜夫人留住公馆的邀请，住进一位我党的地下联络员家中。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为抢夺胜利果实，派王牌军进入东北，由杜聿明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党中央为尽快建立东北根据地，派他开展地下工作，他先后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督察”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东北通讯处处长”的身份作掩护，负责搜集敌人的军事情报。正当其时，杜聿明下令枪杀中共地下党员29人，妄图恫吓我地下工作者，他置之一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毅然去沈阳，坐进了杜聿明的司令部，他及时地将国民党东北全部驻军一览表等机密材料，交给了党组织。总之，从他1938年入党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他长期深入虎穴，冒着随时有捕杀的危险，始终恪守了一个党的地下工作者的行动准则，静如处女，动如脱兔，机智果敢、沉着谨慎地获取了大量军事情报，为夺取革命的胜利，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北平和平解放后，葛佩琦与单线联系的赵耀斌失掉联系，因此党组织关系长期得不到解决，无奈，他竟然成了一名“党外人士”。他遵循“救国不忘科学”的理念，在中国人民大学理化研究室工作期间，先后编写了《物理学讲义》，出版了《电磁感应》和《自然常识问题解答》两部书。1957年春，整风运动开始，他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三次邀他参加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座谈会，他虽然觉得自己并非党外人士，但考虑到党委再三邀请，还是去了。5月24日，他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就党委密切联系群众，党员干部不能生活特殊化，要努力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向党委提出了批评意见。5月27日，中国人民大学内部刊物《人大周报》登出了他的“发言”。这个“发言”断章取义，横加篡改，纯属捏造。6月8日，《人民日报》以葛佩琦发表“反共言论”为标题，转载了这个“发言”，6月14日批判文章铺天盖地，在全国大小报刊掀起了批判葛佩琦的浪潮。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横祸，他当即给人民日报社写信，要求给予更正，但是他的要求更正信，如同石沉大海。相反，对他的批判更加连篇累牍。1957年12月24日深夜，他被逮捕。在长达18年的冤狱中，他先后被关押在北京草岚子看守所、北京市看守所、北京市第一监狱、山西大青窑煤矿、山西省第一监狱。1959年6月29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其作出判决：判处葛佩琦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恶劣的生活环境，无休止的审讯，使这位为党出生入死十几年的老地下工作者，身心遭受到极大的摧残，血色素最低仅有3.5克，大便出血、肋骨结核、腿脚麻木、右眼白内障、左眼青光眼，身体极度虚弱。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再遭厄运，身陷囹圄。1975年3月，经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他由原无期徒刑改为有期徒刑15年。1975年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会议决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党政军特人员予以宽大释放。后几经交涉，并由其女儿写了保证书，与1976年3月26日才回到北京。开始，他住在北京郊区清河镇附近农村的一间房子里，直到1977年3月，才搬进北京东城区交道口东大街96号大杂院，原来堆放杂物的8平方米小屋，此刻他已是孑身一人了。每月18元的生活费和28斤粮票，是他唯一的生活来源。妻子朱秀玲教授自1942年与他结为夫妇，几十年来相亲相爱，先后生育了5个子女，后来因丈夫的冤案使她备受株连，全家六口仅靠一人工资维持，到了举步维艰的境地，特别是政治上的折磨，使他们母子难以为继，为了孩子，朱秀玲苦思很久，不得不忍痛含悲向法院提出与葛佩琦离婚，离婚之后，孩子全部改姓朱，命运使这位对党一向赤胆忠心的老人，几近绝境。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国的一些重大冤案彻底平反，陡增了他平反历史沉冤的信心。于是他直接上访中央组织部，然而，要澄清这长达20余年的沉冤谈何容易！他整整跑了7个月，苦等了7个月，到头来却是人民大学党委派人送来的《结论》：“不属于错划，不予改正。”他当即表示不同意这个结论，要继续申诉！1980年4月2日，他终于按响了胡耀邦同志家的门铃，胡耀邦同志在他的申诉信上作了这样的批示：“指定专人，督促有关单位对葛佩琦同志落实政策。”然而，在落实政策的路途上，毕竟还有“倒春寒”，后来，他又直接上书老朋友李逸三（原人民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长），李又上书中央，在胡耀邦同志的亲自督办下，1982年3月18日，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作出复查结论：对错划右派问题予以改正，从1978年10月起恢复原高教6级工资待遇。1983年5月23日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作出决定：“恢复葛佩琦同志的党籍，党龄从1938年7月连续计算。”1987年1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讨论通过，确认葛佩琦为教授。追昔思今，感喟万千，他戴着1600多度的老花近视镜，吃力地写着自己一生的历史，他先后写出了《回忆“一二?九”革命学生的爱国主义运动》、《新宪法肯定了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等文章。遗憾的是，葛佩琦没有等到他与妻子朱秀玲的金婚纪念日来临，于1993年1月13日11时55分，因心脏病抢救无效而辞世。他去世后，新华社为他发的电讯稿写道：“……他曾两次遭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在狱中他坚贞不屈，表现出革命者的气节。他多次受党委派，在国民党军政机构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不顾个人安危，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葛佩琦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刚直不阿，心胸豁达，对革命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过。在冤案平反之后，他以新的姿态投入四化建设，抱病著述，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为人民贡献一生。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从不以老革命的身份自居，始终保持一个革命者的本色。”
1993年1月30日，在八宝山公墓为葛佩琦教授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上，他的老战友送的挽联写道：“守真理不怕吃苦，下煤井坐铁窗，全不在乎；为革命情愿献身，跛一足眇一目，何足道哉！”其中另一长挽写道：“直言遭误解，历尽坎坷无怨怼；丹心永不泯，常留清望供追思。”
